《商業周刊》從二00三年進行「一個台灣、兩個世界」的一系列報導。在二00七年，《商業周刊》進行在新竹尖石鄉種植水蜜桃的阿嬤的報導，阿嬤在失去子媳、女婿後，沒有悲痛的時間，緊接而來的是應付龐大的生活壓力和七個小孩的扶養問題。
事實上，看完《水蜜桃阿嬤》這部片後，很難不被阿嬤所展現出來堅韌的生命力所感動，片子的立意固然雖好，但接踵而來的批判、弊病卻讓人對於這樣的溫情打上問號。
對於公益，台灣人的熱情是有目共睹的，只要能夠拿出具體的事証，大量的幫助就會瞬間湧入。通常人們都希望能對報導的個案有所幫助，希望能直接地、有利地獲得實質上的幫助；但當阿嬤的哥哥站出來，大聲面對媒體時，相信許多人都有錯愕、被欺騙的感受。事實真是否如此？《商周》只是利用這些故事來獲取利益，或是公益善意被外界扭曲，喪失了原本的中心理念？
《商周》面對外界「消費阿嬤」、「侵吞募款」的質疑，《商周》所提出的解決辦法是將透過牧愛生命協會，捐贈兩百萬元給阿嬤，並指出純屬文宣處理上的錯誤，《商周》的總編輯王文靜表示：「是我的疏忽，是我的評估不夠」，對於生命對於外界對生命教材的疑問只表示請讀者相信《商周》。但《商周》的這些處理動作是搶在立委高金素梅的記者會之前，這樣倉促的處理方式本身就很難讓人信任，又在後來才補贈兩百萬元給阿嬤，對於捐贈人來說，這已經是嚴重的誠信不足。如果當初這件事沒有被曝光，那麼強硬的媒體《商周》是不是會保持沉默，直到下一個阿嬤的出現？
整件事的癥結點在於，紀錄片中對原住民籍的處理方式，商週募款後的資金流向，以及教材的資本和出版問題。
事實上原住民問題時常被放大化成為權力角逐的癥結點，當閩南人和原住民遇上一樣的問題時，原住民的問題被聚焦，顯現出似乎這些都是原住民的「通病」。當媒體成為社會控制的操手後，各種文化在媒體的選擇下，成為中心文化和邊緣文化，而原住民文化更是弱勢中的弱勢，在有心人的操縱下，很容易變成被利用的目標。
在導演楊力州的專訪中說：「很多媒體其實是一個量化生產的過程，很多所謂弱勢關懷新聞或是深入報導，他可以很簡單的邏輯出，套餐A套餐B套餐C，套餐式的把它放進來，反正都是這麼去處理的。」
透過水蜜桃阿嬤呈現出來的不僅僅是一個家族的病，這也是社會的病導致人民精神上的貧乏。當人試著努力過後，卻發現無法帶給家人溫飽的生活後，精神的壓力讓他們走上唯一的一條路。這部片雖然極力地想要表達這種理念，但因為只聚焦在一個家庭之中，無法完整地呈現出社會的大環境下對人民的改變。
像這部片很容易淪為對原住民的刻版印象，愛喝酒、經濟、教育程度不高，自殺率、暴力問題，站在導演的立場，楊力州看到的是情緒波動起伏很大的小孩，對於被留下來的生者，有更多的著墨。但楊力州導演團隊不想要一個量產的東西，主動要上山上，卻他們的努力卻被掩蓋在許多爭論上。在這場爭論中，楊力州受委屈了，《商周》受委屈，阿嬤一家也受委屈，到底誰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？
很多人疑惑《商周》打著「生命教材」的名號，卻是用同一個集團所生產的商品，事實上在利益迴避的問題下，這是商周需要注意而被忽略的，而商周明白地指出，捐款本就不只單純地援助阿嬤一家人，如果每次只報導個案，相較下受益的人就只限個人，與公益的角度有所違背。詭異的是，商周所出版的2007
在事件爆發後，有續集的產生，阿嬤的哥哥表示在看到周刊報導後對於報導有所疑問，在片中阿嬤明白地指出，當初導演溝通時的說法和呈現的手法之間有很大的落差，但純地表示要增加水蜜桃銷售量和做生命教材的報導之間的差異，不僅是外人一頭霧水，連他們本人也搞不清楚。在簽同意書的部分有瑕疵，阿嬤本人不懂同意的內容，也不了解有募款的事宜。
《商周》的出發點是值得鼓勵的，只是在做法上有許多的問題，在瓜田李下的陰影下，很難不讓人懷疑是否有利用阿嬤、原住民、自殺等議題來募款，特別是因為國人對於捐款的定義是建立在所謂的個案身上，因此對於阿嬤沒有拿到善款，而看起來只有《商周》得到利益時，外界的輿論產生不是沒有原因的。
只是反過頭來想，雙方除了溝通不良以外，最重要的不是阿嬤沒有拿到錢，而是懷疑商周的動機不良。似乎只要扯到錢的事，再好的善行如流水逝去般地被忘記，被人記得的總是最不堪的時刻。在批評商周的同時，也必須想到商周為這系列所做的努力，而不只是因為這些瑕疵而忘了他們之前展現出來的成績。扣除掉《商周》為了商業所做的企劃因素，《商周》願意做這些報導，在某部份上也代表著他們關心台灣的角落。與其希望《商周》只是丟了善款就不管阿嬤後續的報導，不如期待下次《商周》可以追蹤阿嬤的水蜜桃，讓更多人去訂購阿嬤的水蜜桃，才是最直接的幫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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