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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 「偷拍」一直是具有爭議性的問題，利用隱藏式相機和隱瞞記者身份，偷拍所得到的事實，究竟能不能算是為了公眾利益著想為出發點所做的作為？特別是根據現實的反應，當媒體查證到的事實並不符合民眾的期待時，媒體受到的卻是更為巨大的反彈聲浪。以韓國的黃禹錫和日本藤村的報導，結果證實媒體的追蹤報導是事實，但事實為何無法得到民眾的支持與諒解，反而留下社會對媒體倫理的探討。一方面是媒體揭露的是對於民族、國家有所重大影響的議題，另外一方面則是關於蒐證的手法和專業、倫理有所違背。
      社會的進步帶來先進的偷攝器材，但更防不了的是無孔不入的滲透力；面對無法突破的困境，在不得已的狀況下，最後記者只能選擇以非法的手段進行調查工作，雖然大部分能夠得到真相，但相對地，記者本身也必須要有心理準備，負責有關於道德或是法律上的責任。如果記者採訪時用的是假的身分，這行為已經是屬於欺騙、隱瞞的意圖，美國學者藍貝詩將之分為「消極的欺瞞」和「積極的欺瞞」，從欺瞞的程度上又可區分為「溫和的」欺瞞和「侵略的」欺瞞，這只是程度上的區別，基本的原意又回到是在採証中，是否有必要使用這類型和倫理相抵處的跟監手法。善意的謊言是否會被原諒，這是見仁見智，但大多數的人都高估了謊言的力量，換言之，媒體是否利用謊言去，打這位民服務的口號，卻是做一些不同程度上的欺騙。
      當必須要用偷錄的方式來獲得真相時，媒體所要受到的挑戰是當隱藏式攝影機開錄時，一方面不能讓受訪者知道，另外一方面又要面對法律問題，雖然能夠得到最新的第一手資料，但是否有必要利用這種極端的方式來取得資料，一直是一個未解的問題。特別是當把攝影器材交給不是記者的人，很有可能是另外一個危險，畢竟一般人很少願意做這種事，也有可能使得個人動機和記者的角色相互衝突。而採訪付費在每個國家有不一定的共識，但付費是一種給予受訪者的餽贈，感謝他們的幫助，但也有可能導致為了獲得利益而炒作新聞，也在倫理的考驗下，認為背叛或是共犯的人，並不值得獲得獎賞。
      透過民調，從民眾的角度來看，媒體專業的形象越來越不被信任，許多議題在社會的中心不斷地被放大，但卻又不一定是民眾所關心的，而媒體受到質疑時，也代表新聞的專業與倫理已經很嚴重地受到民眾的檢視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