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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報導希望採訪能夠有重大的突破，使用了隱藏式攝影機偷拍，不論是為了揭露些平常難以被攤在光下的弊案，或是為了使畫面更精彩的動機，基本上都會引起很大的社會倫理爭議。
受訪者一定都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，接受訪問，甚至是被隱藏式攝影機偷錄下來，而記者為了取得新聞材料，也是不會告知受訪者自己的身分，這樣的欺瞞的行為，會引起社會大眾的反感，在於這樣的新聞來源取得就是從欺騙而得來的。
美國知名學者愛德蒙‧藍貝詩將欺瞞分為「消極的欺瞞」和「積極的欺瞞」，一個記者假裝成一般市民去蒐集資訊，即屬於消極的欺瞞；而積極的欺瞞就是指喬裝成特定職業與身份的角色扮演。
「積極的欺瞞」當是引起爭議的，美國「獅子飲食」超級市場案，負責採訪的兩名記者即是以偽裝成應徵屠夫進行秘密採訪，法院在審判時並未考慮到記者隱藏身分與使用隱藏式攝影機，都是「調查報導」蒐集證據的主要方法，但是即使是為了「調查報導」，偽裝成營徵屠夫這樣去取得新聞材料，就牽涉到社會倫理，而且也違反工作契約。
有一些社會弊端，大型弊案，其實都是經過調查報導才得以被揭露，因為如果沒有透過這樣的蒐證，其實是很難蒐集到證據，但是在從事調查報導時，經常需要隱藏記者身份、跟蹤、或是欺瞞行為，這種情況如果遭到濫用，也會使得新聞公信力受到質疑。

文中提到除非是在「沒有其他方法可以取得真相」的前提下，才得以使用這種方法，這樣的說法很明確但也很模糊，首先方法真的就只有透過偷拍影像的方法才得以呈現嗎？眼見不一定為真，況且在偷拍祕錄之下，剪接之後的影像看起來就是鬼鬼祟祟的，看起來就是在做壞事；再則，記者到底有沒有權利去偷拍，雖然有時是為了揭露社會的弊端面，但是這樣未經過當事人的同意，就進行偷拍、錄音...等等行為，事實上就已經是侵犯個人的隱私權。
調查報導的蒐證手法，基本上是一個雙面刃，但是使用方法如何拿捏得當，其實是有彈性的，空間很大，只要進行調查報導是有牽涉到社會大眾的利益，且在取得新聞材料時，能多多考慮不濫用，社會大眾對於調查報導的期待才會重拾信心。